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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觉院士的元配夫人李民淑

2013年07月29日
文章来源: 林卫国
作者: 林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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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著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民觉(1908—1991)先生,原籍山西省岚县。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动物心理系。1933年毕业,留清华大学担任助教。1838年获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录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深造,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5年,应赴美国麻省伍斯特实验生物学研究基金会邀请,赴美担任研究员,从事哺乳类卵子体外受精的实验研究。1990年4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6月5日,在波士顿病逝,享年82岁。
    张民觉先生一生中有两任妻子。外界(特别是海外)一般只知道他是1947年在美国结婚的,妻子是美籍华人陈川宇(伊莎白)女士,两人育有一子二女,皆事业有成,出类拔萃。其实,陈川宇女士是张民觉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民觉先生的第一任妻子(元配)叫李民淑,是张民觉先生的岚县同乡,他们共同生育一个女儿,母女俩一直居留中国。
    恪守民族传统美德的李民淑,在丈夫出国乃至再婚以后,一直在国内坚守,终生未嫁。其聪颖睿智的天资禀赋,其善良宽厚的为人之道,其高尚诚挚的品格操守,无不令人感动钦佩!

十五岁就嫁给了张民觉

    李民淑,字慎君,乳名巧云,清光绪34年(1908)阴历9月11日(公历10月5日)出生于岚县王狮乡长门村。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三。李家是长门村首富。不幸的是她母亲去世得早,由她照顾父亲和弟妹的饮食起居。但她不以为苦,而视为自己应尽之责。她天资聪明,勤奋好学,用4年半读完了小学6年的课程。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拥有这样的学历,实属难能可贵。
    民国11年(1922)阴历8月初二(公历9月22日),15岁的李民淑在太原与张民觉举行了旧式婚礼。夫妻二人出生于同年同月,李民淑比丈夫还大17天。张李联姻,完全遵循的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模式——长辈包办。李民淑的叔父李富吉和张民觉的叔父张炳是好朋友。二人某日喝酒聊天,兴致正浓,知道彼此有侄子、侄女,当即拍板定亲。而当时他们两个还未满两周岁。有意思的是,这对由老人包办撮合的“鸳鸯”,婚后却恩恩爱爱;若不是丈夫后来留洋出国,俩人兴许可以白头偕老。
    1929年,张民觉先生考上清华大学动物心理系。李民淑留在山西婆家生活。她精于女红,做针线活极为利索。半天可做成一件短绸子衣服,一天可做一件绸子大马褂,两天可做成一件皮衣。她的手工活很受欢迎,所挣的手工费便用于补贴家用。
    李民淑高小毕业后,本想到太原报考女子师范学校,丈夫对此表示支持,但遭到婆婆的坚决反对。李民淑就坚持自学,每当夜深人静、别人都入睡时,她就在油灯下看书。婆婆一旦发现她看书,就会仍给她一堆白布,令她缝做袜子。李民淑不改初衷,仍然没有停止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在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之后,她大胆地走上讲台。她曾在岚县县城二级女子学校任教2年,每月挣薪水8块银元。在艾蒿沟村(丈夫张民觉出生地)任小学教师3年,月薪6块银元(此款由村里支付,因筹措困难经常拖欠)。
    张民觉先生担任清华大学助教以后,于1935年3月将妻子李民淑接到北京一起生活。同时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公开宣布他们已经在家乡结婚。此次聚会,被视为他们二人的新式婚礼。
    张民觉先生经常在实验室做小白鼠动物实验,需动解剖手术,技术员笨手笨脚,辅助不力。李民淑在一边看得着急,一个箭步上前帮忙,协助丈夫穿针引线,顺利完成手术。回家后,张民觉对妻子说:“如果不是你怀孕,我就聘你做我的助手!”
    1937年2月14日,他们的女儿张燕林在北京协和医院诞生。由于战争阴霾密布,张民觉先生于7月下旬将妻女送回山西老家岚县艾蒿沟村。而后,他即离晋赴京,随西南联合大学(“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内迁长沙、昆明。
    李民淑同丈夫的这次离别,可谓“生离死别”,双方都痛苦万分!丈夫挥泪上路,三步一回头;李民淑怀抱女婴恋恋不舍,一直送到村东口,直到一座山头挡住了泪眼。

母鸡打鸣,女人当家

    在岚县,李民淑母女和婆婆董淑兰、妯娌萍香一起生活。张家有个怪异之事,就是母鸡打鸣。村里人说:这家人是女人当家。事实确实如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李民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受苦受累的活都是她一人承担,不过她必须听从婆婆的指使。
    张家在村里属大户人家。原有6处院子90间房子,都遭日本人焚毁,一家人只好在石头垒成的窑洞里栖身。张家还有不少田地。贫瘠偏远的地荒废了;好一些的地只好租给佃农耕种,收获四六分成,佃农得六成;被烧毁得房基地上,则种一些瓜果蔬菜供自家食用。每年的庄稼活,从播种、收割、进仓、磨面,到换盐、换醋、换布匹、换日用品……,都是李民淑负责打理。她精打细算,操心到底。
    那时候日本人驻扎在镇子里,三天两头下乡扫荡,抢掠烧杀,无恶不作。张家有个亲戚是个年轻媳妇,曾被日本人拉到据点里奸淫糟踏。日本人一出动,村里人就往深山里逃。李民淑担当男人之责,扶老携幼,一次次冒死保护家人。女儿燕林年幼无知,在逃难途中,经常号啕大哭。小时候曾经缠过脚的李民淑,在崎岖小道上又拉又抱,有时把女儿背起来奔跑。为了活命,她所受到的惊恐和劳累用笔墨难以形容!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已成了秋后蚂蚱,只能龟缩在大的据点里,广大乡村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斗地主恶霸。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出现了偏差,斗争矛头不仅指向日寇汉奸,还指向同样受日寇迫害、同样参加劳动的一些“地主”、“富农”。“农会”纠集穷人集体到富人家吃饭,进而剥夺他们的财产,粗暴地对他们随意虐待甚至处决。尽管张家一贯扶贫济困在岚县闻名,尽管李民淑的公公张辰(张民觉之父)在太原做事资助过许多岚县贫困学子,尽管李民淑的小叔张民权(张民觉三弟)是八路军120师干部,于1939年10月突发疾病去世,生前曾任测绘参谋、指导员等职,属于“抗日军人”,但张家仍然被当地列为打击对象。
    眼看着大难快要临头,李民淑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抛弃岚县的家产逃往太原!执拗的婆婆无论如何劝说都不离老家,只好由她。1946年春节过后,李民淑对外宣称要到北关参加外甥子婚礼,怀揣70块钱(其中16元是婆婆给的,另外54元是她平时做针线活积攒下来的),带着女儿冒死踏上逃亡之路。她提前就把自己的一些衣物送给村里最穷的人,又花钱疏通各个关节,同时购买一头病驴做为辅助交通工具。经过两个白天一个夜晚的惊魂之旅,终于抵达太原天平巷旧居,与公公张辰、小叔张民愚等团聚。李民淑把一路花销剩余的30元上交给公公。公公非常高兴,特别是见到乖巧的孙女燕林,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更感骨肉情深。
    1948年,岚县在扣捕全县富人时,李民淑的婆婆董淑兰未能幸免。在投入大牢3天后,她不堪其辱,服下私藏在裹脚布里的3钱烟土,一命呜呼。她的尸体被抛弃到城门外,几天后去收尸,发现只剩几缕头发。在普明和王狮的两个亲戚,因为属于“地主”“富农”行列,也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解放以后,有个村民来到太原,见到了李民淑,对她说:“还是你的胆量大!你要不走早就没命了!”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发生的“左”的偏向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见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庆幸的是:这些“左”的偏向后来都被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晋绥的党组织发现并纠正。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教训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而对于被误伤的张氏家族来说,历史上那不堪回首的一页,也许成为很久才能抚平的心灵伤痛。

为培养女儿历尽艰辛

    在太原,李民淑柔弱的肩膀依旧顽强地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46年3月至1947年1月,她走出家门去给人打工,中午不回家,锁一个扣眼子挣一分钱。到了冬天做皮大衣,可以拿回家里做,一件挣2.5斤小米,以补贴家用。
    李民淑毕生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把女儿燕林培养成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独立的人、能够自力更生的人、不依靠男人生活的人。她让女儿专心读书,从不让她做家务,保证她有充足的学习时间。不过,李民淑对于女儿在读书以外的事情也非常在意,女儿平时跟谁家的孩子玩,何时出门,何时回家,总要弄个明白。女儿从小就十分听话,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也很优秀。
    1951年,女儿高小毕业。1954年,初中毕业。当时家庭经济相当困难,甚至快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女儿两次提出停学打工的要求,李民淑坚决反对,说:“就是我去给人当保姆,也要供你读书!”为了给女儿交伙食费,她到处求人借款。她还为工厂缝手套、纳鞋底,赚取微薄的收入。在母亲的支持下,燕林的求学之路虽然艰辛但不曾止步。
    1947年,已经出国并独身八、九年的张民觉先生,经好友介绍,在波士顿与美籍华人、祖籍广东的陈川宇(伊莎白)女士结为伉俪。消息传到国内,李民淑犹如遭遇晴天霹雳,卧床不起,精神一度近乎崩溃,甚至萌发出家念头。经过一番痛苦的精神煎熬,一贯坚韧顽强的她,最终还是走出生活的阴影,心态归于平和。她把一切心思都放在继续支持女儿读书上。一心盼望跟随母亲到美国与父亲团聚的张燕林,得知父亲在美国再婚的消息,内心有怨气久久难以释怀。还是母亲反过来说服她:“你爸爸在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身边有人照顾才好。”
    1957年,张燕林不负慈母苦心,毕业于太原进山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生物系。1962年大学毕业,依照父亲的愿望——“将来跟我一样当个科学家”,
    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师从父亲的好友、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先生。1981年她调至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直至1997年退休。她从事的专业是生殖生理学研究,系张氏家族中唯一继承父业的人。
    李民淑从1951年起,就担任太平巷街道干部,后来还当了妇联主任。她完全是义务服务,不拿一分钱薪酬。1958年冬天,她患感冒带头扫雪,结果病情加重,入院治疗半年不能起床,在病榻上还同街道干部研究工作。由于她做事公道认真,没有私心,深得街坊好评。“文革”爆发后,有些街道干部被群众贴了大字报和批斗,李民淑却安然无事。
    除了操心公家的事,李民淑还操婆家的事和女儿家的事。她样样牵肠挂肚,样样做得妥妥贴贴。从1966年至1972年,李民淑断断续续在上海和太原两边居住。她年届花甲,又是小脚,行动自有不便之处,但她每次到上海探视女儿,总是单人行动,从不要求到火车站接她。每次一到女儿住的宿舍,总是先干活后休息,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窗户玻璃擦拭的明明亮亮。看到谁的衣服有了破损,她都给缝好,整整齐齐叠起来。她见有人生病,就会主动送水送饭。外地来上海进修的人,生活有了不便,她就给予照顾。后来女儿抓阄抓到一张缝纫机票,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李民淑不仅学会用机器缝纫中式衣服,还学会裁剪西式衣服。她给集体宿舍的很多人都缝过新衣服,补过旧衣服。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本单位还是外单位,她都一概热情服务。所以大家对她都怀有感激之情。
    为了避免在晋沪两地往返奔波,李民淑于1972年6月底,才将户口从太原迁往上海。
    怀着对丈夫张民觉的刻骨铭心的深情厚爱,李民淑在完成对女儿的培养之后,仍独守空房坚持不嫁。

分离34年后与丈夫重逢

    在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科技界的一批华裔学者,就议论、策划组织一个学者团体访问中国,以推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些贡献。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 “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冲破了重重障碍于1972年夏天成功访华。张民觉先生作为参观团的成员,偕第二任妻子陈川宇(伊莎白)在6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
    李民淑在苦苦等待34年以后,终于迎来了与丈夫重逢的时刻。而此时,他们都成为年逾花甲的老人;而此时,昔日的丈夫已成为别人的丈夫——张民觉于1947年在美国重组家庭,已经是儿孙满堂的人了。
    当晚,李民淑和女儿女婿从上海大厦订了菜,请张民觉夫妇到家里吃饭。李民淑看见张民觉先生一个人前来,就问:“她姨妈(伊莎白)怎么没来?”张民觉先生答:“她身体不适。”尽管李民淑态度大方,情绪平和,张民觉先生还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泪夺眶而出,对李民淑说:“我对不起你,我有罪!抗战8年,杳无音信,我以为你们都死了。”他一一问起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连李民淑娘家的人也问到了,还问李民淑:“你的腿还疼不疼呀?”对于在美国娶妻之事,张民觉先生多有自责。李民淑安慰说:“我身边有燕林,你一个人在外边孤苦伶仃很不容易,你娶伊莎白做对了!”由于李民淑镇定自若从容自然,家宴的气氛在她的主导下很快趋于正常,大家都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欢乐之中。席间,张民觉先生用筷子在酒杯里一沾,然后送到女儿的嘴里。这是过去张家逢年过节时喝酒的习惯。10点钟刚过,汽车就来接张民觉返回宾馆。这次李民淑母女和张民觉先生的聚会,历时不到3小时。
    此后,张民觉先生又几次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李民淑又与张民觉先生见了两次面,依旧是来去匆匆。但她每次出场,都是明白事理,顾全大局,举止得体,落落大方。上海市有关领导及科技界人士对她评价甚高,说她不像是农村出身的家庭妇女,倒像个很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女性。
    1972年访华那一次,周恩来总理于7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观团全体成员,亲切交谈数小时。其间,周总理向张民觉先生询问他所发明避孕药的效用和新近的发展,张民觉先生回答说:“这种药非常有效。我和我的同事正在做进一步改进,使它更加完善。”周总理听了很满意。他将话题引伸到国家的计划生育问题,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把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将坚持这一基本国策。预计到了2000年,即使实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将达到10亿以上。这样的人口增长,当然要加剧食品、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也许会超出了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周总理还和张民觉、任之恭谈起山西的一些民间习俗。他说:“你们都是山西人。山西有个传统旧习对妇女是不近人情的,也是残忍的,就是妇女在生了孩子以后一个月之内,只能喝小米汤。尽管小米的营养挺高,但对产妇来说太不够了!这种旧习,应该彻底改掉它!”张民觉和任之恭连声称是,对周总理说:“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那种不合理的旧习一定要坚决取消!”
    在交谈中,张民觉先生还向周总理提到想回中国工作的愿望。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目前的条件来看,你继续在美国可能更有利一些。你有心帮助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种。”张民觉先生牢记周总理的话,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祖国的建设宏业添砖加瓦,尽心尽力。从此之后,他又数次回国讲学和交流学术。他不顾年迈力衰,奔走于大江南北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把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为了培养人才,他把国内的研究人员邀请到自己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给别的研究机构。他自己省吃俭用,多次给国内有关部门捐款捐物:他给山西岚县捐款,设立“张民觉奖学基金”,在家乡艾蒿沟村创办“民觉小学”;他给雁北地震灾区捐款,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他给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希望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三晋文化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弘扬;他给山西大学和清华大学捐款,旨在振兴中国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大批图书资料,亲自捆扎打包,托运到国内,通过女儿张燕林女士赠送给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几乎都与李民淑通过书信提出建议有关。在张民觉先生看来,多为中国的发展做点事情,不仅是自己应尽之责,也是弥补自己对元配夫人的亏欠的最好方式。

故土难忘,返并定居

    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李民淑对家乡的思念和向往与日俱增。到了1985年,她提出一定要回太原定居。
    是年夏天,李民淑的女儿张燕林来山西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当时我正在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任职。有一天张燕林到办公室找我,面交张民觉先生给省侨办负责人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侨务部门给予帮助,解决户口和住房问题。鉴于张民觉先生在科研上的巨大贡献和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我非常重视,亲自请示、联系和督办。首先我们在1985年8月26日给太原市人民政府发文《关于美籍华人科学家张民觉夫人自上海移居太原问题的意见》(晋政侨字【1985】第31号),并亲自与太原市相关同志面谈。太原市政府秘书处、侨办、公安局、房管局对此事均十分关心,采取积极态度,很快拿出处理意见。

林卫国携家人看望李民淑老太太

    我们考虑到:李民淑当时已经是高龄老人,生活需要有人照料,住房不宜太小;而承诺要照顾大嫂的张民愚一家6口人,子女4人已长大成人,居住在新建北路14号楼后排7号,住房狭小,拥挤不堪,我们认为从照顾李民淑生活出发,张民愚一家的住房也应予一并解决,而且两家距离越近越好。我拜访省政府李玉明秘书长,请示如何妥善处理此事。李说:“你侨办写个报告报上来。”10月4日,我亲自执笔草拟一份文件《关于张民觉夫人李民淑来太原落户有关问题的报告》,以省侨办名义呈报省政府办公厅李玉明秘书长。李玉明秘书长于很快做了批示。这样,围绕同一件事情,省市侨务、公安、房管等部门迅速联动起来。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迅速为李民淑办理了落户手续,并给她在太原市老军营小区分配了一套两间住房。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李民淑,又在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平阳路宿舍,给张民觉的弟弟张民愚一家分配一套两间半住房。
    张民觉先生及国内亲属对此事快速圆满解决十分满意。张民觉先生于1988年10月13日给省侨办来信,称“多谢贵办公室对我的家属的关心和照顾。……你们对华侨的关心,我个人非常感谢。”
    李民淑在老军营小区住了几年,一个侄女和夫婿与她同住,生活上互相照顾,双方建立了感情。后来李民淑看到对方住房有困难,干脆把这套房子赠送给他们。而她自己则到北园街11号省计生委研究所宿舍借一套房子居住,直到去世。
    李民淑在太原居住期间,一直由女儿张燕林和保姆照料生活。特别是女儿张燕林,不得不一次次撇下在上海的丈夫和女儿,来太原伺候老母亲。作为老侨务干部,作为张家的老朋友,我也竭尽绵薄,给李民淑老太太提供一些服务和帮助。1993年10月,李民淑在老军营小区居住时,接受美国友人朱迪斯•玛坎女士采访之后,上楼梯时不慎跌倒发生骨折,我刚好在场,立即参与抢救。事后,李民淑竟称我为“救命恩人”,实不敢当。李民淑老太太搬到北园街11号后,我居住的省外侨办宿舍坐落在北园街5号,距离她的住处不远,来往更加方便,平时有时间就去看一看。1994年7月,张民觉先生的儿子张板桥从美国携父亲骨灰回山西岚县安葬。侨务部门和张家亲属忙于接待。我则协助搞一些“内务”,帮李民淑到家具店选购家具和日用品。还有一次,我打电话问候,电话挂通了可是没有人接。我心里有点慌,害怕出什么问题,立即上门了解。听保姆说,她家的电话一直不响。我检查了一下,果然是有问题,于是把自家闲置的一部电话拿去给她换上。我一家子跟李民淑很快熟悉起来,她认得我家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逢年过节,我还偕家人去看望她,并带上照相机给她照相留念。在这种场合,李民淑总是格外开心,热情地招待我们吃水果或巧克力糖。

李民淑和张板桥夫妇

把诚挚的爱洒向大洋彼岸

    李民淑对于国内亲属——公公婆婆、小叔妯娌、女儿女婿……,个个牵肠挂肚,关爱有加,其一言一行无不闪烁仁慈宽厚的道德光辉。李民淑照顾公公15年,尽心尽责,为人称道。张民觉每次寄回的养家侨汇,公公都不让李民淑掌管,但李民淑从无怨言。公公长时间咳嗽哮喘,李民淑每晚都要起来为他倒水送药。买上两个饼子,一个给公公,一个给女儿,唯独没有自己的。小叔张民孚7岁时,李民淑就嫁入张家,对他多有照顾。1937年,民孚考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东北某部门工作,与家庭失去联系多年,未尽赡养老人义务,直到1972年大哥民觉访华才突然出现。李民淑对他关爱依旧,亲手给他做内衣,做他喜欢吃的家乡饭菜。
    对于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张民觉的子女,李民淑视为己出,关爱有加。她得知美国人喜欢中国的手工制品,便为张民觉和陈川宇生育的儿子张板桥、女儿张乐地和张品梅,亲手做了几双布鞋,寄去美国。张民觉先生见状感动的流下热泪。
    1994年7月,张板桥夫妇护送父亲的骨灰回祖籍岚县安葬。在太原,属于不同国度的两代人欢乐相聚,张燕林充当翻译。86岁的李民淑拥抱着张板桥夫妇,问寒问暖,亲热地和他们照相,又送给他们礼品。张板桥激动地说:“她(李民淑)是我们的中国母亲,我很幸运有两个母亲!”1997年夏天,张板桥夫妇携两个孩子到中国旅游。李民淑竭力劝说女儿张燕林到北京去看望他们;而此时,她因为保姆请假不在,也需要女儿在身边照顾。

李民淑题词

    2004年10月,张板桥先生再次来山西祭扫祖坟、考察岚县“张民觉小学”,参加张民觉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并出席“纪念张民觉先生暨生殖医学进展研讨会”。他拨冗到北园街11号看望“中国母亲”,奉献上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和一些美金,真诚地祝愿“中国母亲”健康快乐!
    李民淑切身体验到“付出爱”和“被人爱”的快乐真谛。人们羡慕地说她:“你真有福气啊!”她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不断点头说:“是啊!是啊!”

百年后与张民觉同穴合葬

晚年李民淑

    2009年10月4日,李民淑在太原去世,享年102岁。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神情恍惚困顿,语言表达也有些含糊,但脑子思维仍然清晰。有一天,我陪侨务部门的同志登门看望。快要离开时,她看着我,口中嗫嗫嚅嚅说些什么。张燕林说:“我妈问你的太太呢!”我赶紧回答:“在美国看外孙子哪。”老太太朝我笑着点点头,嘴巴又动了动。我看得出来,她说的是;“好呀好呀!”
    2004年9月,岚县政协赵志忠主席编著、出版《试管婴儿之父张民觉》,李民淑曾为该书题词“民觉先去,梦中常现”。依照李民淑生前的意愿,她的骨灰送回岚县艾蒿沟村张家墓地,与丈夫同穴合葬。此后,她与张民觉欢聚,不必再在梦中了。
    张民觉先生一生在世界权威刊物发表了350余篇重要科研论文,获得过生殖生理研究领域里的所有高等级奖项。他与科学家品克斯合作发明的口服避孕药,惠及全球数亿女性,成为人类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和提高人口质量的福祉。他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试管婴儿”的研究和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荣获“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1989年和1990年,他先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并3次荣获诺贝尔奖题名。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好女人。” 张民觉先生背后有两个这样的女人——美国的陈川宇和中国的李民淑。恪守东方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李民淑,虽然和张民觉先生在一块生活的时间很短,但她的“好”,已经成为一首世人永唱不衰的歌谣了!

作者与李民淑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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