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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心中,祖国永远高于一切!

2007年02月12日
文章来源: 林卫国
作者: 林卫国
点击量: 5472

——泰国归侨沈永钧素描

沈永钧
沈永钧

    提起从山西省侨联常务副主席岗位上退休下来的泰国老归侨沈永钧同志,大家都称赞他是埋头为侨胞服务的“老黄牛”,是把祖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好干部、好党员。他祖籍广东潮州,1935年出生于泰国曼谷,1950年12月回国。在祖国怀抱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了。

心系祖国

    1935年农历正月初五,祖籍潮州的沈永钧出生泰国曼谷在一个华侨世家。到他这一代,沈家在泰国已经是定居了第4代了。他们家在那里是个大户人家。他的曾祖母是个泰国人,留下来不少家产。

    泰国曼谷是广东潮州人聚居的地方,流行潮州话。特别是老一辈人,都讲潮州话。在上世纪50年代,只要会说潮州话,就可以通行无阻,过一辈子。“我是中国人!”沈永钧自小就明确这一点。在幼年沈永钧的印象中,在泰国就跟在中国没什么两样,周围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讲潮州话。但是他的心情还是很压抑的。为什么呢?因为想念中文书念不了。有的学校不让开中文课,有的开了以后又给封了,当局就是不让中国人学中文。没有办法,沈永钧和其他华侨子女一样,都是到私人家里去学中文,还不敢让别人知道。书都是掖在衣服兜里,偷偷摸摸地念。抗战胜利以后,当地学校开始可以上中文课了,一天就上几节中文课。但沈永钧感受到的压力还是很大,毕竟是在异国他乡,无法自由自在地接受系统的中文教育。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大军南下,在泰国引起的轰动。这是沈永钧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时候泰国有个报纸叫《全民报》,经常登一些中国的消息。学校里的华人校长和老师也是进步的。迫于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便在课堂上介绍中国,但是底下还是经常跟学生讲国内形势。“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泰国,大家奔走相告,都欢欣鼓舞,都觉得共产党很厉害!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大家还在议论解放军能不能打过长江。第二天大清早街上有人在喊:“号外!号外!”说百万大军过长江了!华侨社会顿时沸腾起来。那个时候,华侨虽然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但是长久以来旧中国的腐败无能,使华侨心里很受压抑;看到共产党深得人民拥护,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泰国,给爱国侨胞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像沈永钧这样的华侨青少年,听到这个喜讯更是欣喜若狂!大家说:中国共产党真是很有办法啊!领导人民推翻了旧的封建制度,建立了新中国,这一下咱们华侨也能挺胸抬头了!。少年沈永钧积极参加进步老师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还跟大家出去推销祖国的建设公债。他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学校的老师启发大家说:祖国已经解放了,你们正年轻,应该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其实沈永钧早就心动了。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念头,此时变得越来越坚定了,那就是: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去,亲身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奔赴回国

    一股侨生回归潮,在泰国掀起来了!沈永钧的回国计划也在悄悄地实施。

    他在家是个“独丁”,沈家就他一个男孩,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要明的回祖国去家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沈永钧就采取暗的办法。1949年底,在老师的鼓励下,沈永钧偷偷离家了。他没有跟家里打招呼,把家里放在外面的现钱都拿了,就跑了。他躲起来寻找和等待回国的时机。

    父母不见沈永钧的身影,急得都闹翻天了!他们先到华文学校去闹,向老师要儿子。他们知道一定是老师的影响和支持,儿子才离家出走的。父亲还要登报纸,非让学校把沈永钧找出来不可。后来老师考虑到沈永钧当时只有14岁,还是个未成年人,于是劝他说:“你现在还小,只凭一腔热血就要回国,困难是很大的。你还是先回家吧!你的父母也已经答应了,今后一定让你回国去念书。”就这样,沈永钧的第一次“回国行动”宣告终止。 他一回到家,家里人抱着他哭作一团。他们正准备拿着他的照片去报社刊登“寻人启事”哩!

    这次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去了,但是沈永钧想要回国的信念依然非常强烈。他说什么也不想留在泰国,父辈所从事的事业和创下的家产,再好再多他也不想继承。他的心早飞向中国了。后来家里看见他铁了心要回中国,怎么劝也不起作用,就不再强行挽留了。与其让他留在当地遭受心灵痛苦的煎熬,还不如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国去。再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在本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也是一件好事。就这样,家长点头同意了。只是希望他回国学上几年,读完中学再回泰国去继承家业。

    1950年12月,家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把沈永钧送回来了。当时到中国没有固定的航线航班,沈永钧是坐英国公司的“贵阳轮”回国的。父亲在轮船快离开码头时候上船,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孩子,你一定要吃饱饭。”他最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认为孩子回到国内就可能要挨饿。

    回国旅程并不顺利。“贵阳轮”刚开出了暹罗湾,就跟泰国的军舰相碰撞了而给扣下了。当时大家都快急死了,既回不了曼谷,也回不了中国。在船上的侨生,彼此都不认识。怎么办?后来回国的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交涉,并互相帮助。这艘船被扣留了一个礼拜,终于放行了。他们在海上航行了10多天才到汕头港。

    当时台湾海峡还处在封锁状态,他们必须先到香港。在香港湾停泊的时候,所有的旅客都不准上岸,要接受警察的检查。乘客们都很害怕。沈永钧和同学们就组织起来,每天晚上站岗巡查,保护船只的安全。侨生们的行动,很受回国同胞的信赖和赞赏。侨生们还在船上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发动乘客为祖国捐款捐物。大家说:我们回到祖国,就要为祖国奉献一点“礼物”。船上的同胞们非常踊跃地捐款捐物,什么都捐。沈永钧把从家里带出来的手表也捐献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程,“贵阳轮”终于抵达汕头港。当船靠岸的时候,学生组织的头头就把在船上募捐到的钱物,如数交给有关部门,献给了祖国,说:这是我们支援抗美援朝的一点心意。

效忠祖国

    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沈永钧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到处充满生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到汕头市华侨中学就读。他一点都不觉得孤独陌生,心灵里充满了兴奋、幸福和憧憬。

    1951年4月份,沈永钧到了广州,进入南方革命大学。这个学校是军政大学,规模很大。校长是叶剑英。进军政大学以后,就发统一的制服,还发枪,全部是军事化,受军事化训练。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各条战线都急需要人,因此训练不到3个月,就被分配出去了。沈永钧年龄小,被送到青岛一所军事学校继续深造。当时的海校教学设备很简陋,师资也缺乏,就把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起义的海军人员请来当老师。沈永钧被编到了航海班,学习驾驶,当舵手,制定航行计划。航海的专业技术性强,很难。沈永钧虽然到上过“南方革大”,但原来文化基础比较低,学起来非常困难。他只有咬牙坚持,一点一点地“啃”。

    1952年底,沈永钧从军校毕业了。分配到团岛水上机场海军轮训大队,上了军舰。沈永钧有幸亲身经历了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人民海军初创阶段,底子是很薄的。那时候的军舰,其实有些舰艇是用木制渔船改装的,在木船上架上几挺机枪,就成了军舰,日日夜夜地在海上训练、巡逻、执勤、战备。

    在抗美援朝期间,海军没有到朝鲜去,但是还是在胶东湾在渤海参加战斗了。沈永钧和他的战友们在船上用望远镜可以看见美国的第7舰队,离他们是很近的。当时老百姓觉得很平静,其实海军天天都是处于战备状态。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一天也没有间断,没敢闭上眼睛。期间,也发生过几次战事。其中比较大的一次是在乳山打响的。当时美国在南朝鲜办了一个特务学习班,培训南朝鲜和台湾的特务。每个学习班毕业以后,就把特务派到中国来“实习”,把中国的情报带回去。我方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有一次,美国的军舰放下来一条小舢板,送过来了几个特务。发现我们舰艇,美国军舰就往回跑。我们的战船没有他们的速度快,追了一阵就不追了。当时送过来的特务有的被我方捕获,有的被我方击毙。

    沈永钧是搞航海驾驶的。每次交战时,都清清楚楚看到敌人炮弹刷刷地打过来,就像一群群萤火虫飞扑过来一样。那种日子既紧张又艰苦。咱们的战船性能不是很好,海浪又很大,所以颠簸十分厉害。一出海就得一个多礼拜、10多天,然后再换班,整天就在海上漂。要是晕船,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吐完了继续干活,咬牙坚持到底。海军除了对敌斗争,还有救助渔民的任务。有时沿海的渔民乘着小帆船去打鱼,遇到大的风浪就回不来了。人民海军就要冒着危险去救助他们。沈永钧清楚地记得,当时救助渔民的时候,把缆绳一扔,拴住渔船再拉回来,整条缆绳都结冰了。战士们用手一抓,就跟缆绳粘在一起。有时候沈永钧的手都被冻烂了。

    后来,我国自己也能制造军舰了,再也用木质的渔船做军舰了。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批新型的炮艇、扫雷艇武装海军。1953年,沈永钧被派到江南造船厂监制、接受舰艇,呆了半年多。后来舰艇交工下海,就给开回来了。这样,海军就有了自己的炮艇,战斗力加强了。这些艇艇可以做巡逻艇、扫雷艇,也可以追踪潜水艇。敌潜水艇过来的时候,咱们还可以炸它。

    再后来,苏联给了中国海军8艘军舰,还有几艘潜水艇。那时候中苏关系好。海军装备又加强了。当时苏联舰艇浩浩荡荡地从日本海开过来,到了朝鲜海西面,就由咱们的舰艇和飞机为他们护航。为了迎接苏联援助的这批新装备,在他们的舰只没有来之前,沈永钧和战友们我们就在宽阔的海面上日日夜夜地扫雷,然后严密布防,防止敌人夜间再来布雷,以保证航道的安全。就这样,把苏联给的军舰接回来了。

    沈永钧在部队期间,立过功、受过嘉奖,还获得过海军“技术能手”称号。上级要往他家里寄喜报,没地方寄,就把喜报给了他本人。8年军旅生涯,对沈永钧的影响很大。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奠定了他诚实上进的人生基础,还养成对工作严谨、认真的态度。

    1958年,沈永钧转业到山西太原制药厂。当时,这里还是一片黄土地,制药厂正在搞土建,厂领导就派他到东北制药总厂去培训。在东北他认识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陈静寰,后来她就跟着沈永钧来到山西,夫妻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到现在。回厂以后,沈永钧留在厂政治部工作。当过政治部秘书、党委宣传部理论教员、职工大学副校长兼书记,还当过厂工会的副主席。在祖国大家庭里,他满腔热情积极工作,深受工人群众和领导的好评。1965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沈永钧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成分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平时也没结下“冤家”,没人跳出来整他。那个时候也有个别人贴出大字报,说:全厂几千个职工,为什么非要让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来当领导?但是没有人响应。沈永钧自己也很小心,对于闹派性搞武斗,他一概不参加。“文革”中省侨联老主席刘琪,被抓到监狱里关了两年。后来归侨群众以“把他接出来批斗”为由,暗暗地把他保护起来。当时沈永钧也为躲避极左浪潮的冲击,偷偷和刘琪躲在一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文革”以后,刘琪主席“解放”了,当了省外办副主任(兼省侨联主席),主任由省政府秘书长兼任。那时候的侨务工作,分侨办、侨联,一班人马两个牌子,和外事办在一起。1978年,刘琪主席通过省委组织部把沈永钧调上来担任省侨联秘书长。从此沈永钧一直做侨联工作。他历任两届山西省侨联常务副主席,一届山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一届中国侨联常委。

    作为归侨干部,沈永钧对侨胞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侨联的岗位上为侨胞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省里以后,面对全省侨界大量“冤假错”案,发自内心对侨界同胞怀有特别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要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平反。在省外办、侨办领导下,他和同志们一起,上下奔波,为蒙冤受屈的侨界群众平反,讨回公道。有些案情比较复杂而严重,年月已久,难度很大。沈永钧毫不动摇,一抓到底。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沿海一些单位和人员要转移。在沿海地区有一批在押的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都给转移到内陆山西煤矿里劳改。后来国务院侨办发文、来人,进行调查摸底,属于“冤假错”案的都给他们落实了政策,重新妥善安置。这批人员共有几十个人。在各级党委的关怀、重视和各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下,用了两、三年时间为他们彻底平了反,做到不留“尾巴”。由于拨乱反正搞得比较彻底,山西侨界多年来一直比较稳定,蒙冤受屈的人平反后上访率很低。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旅蒙华侨被迫回国。分配到山西来的比较多,分配到河北等省份的也要经过山西。国务院侨办在大同专门设了一个华侨接待站,来接待和安置他们,山西省给予全力配合。所以山西侨办侨联的接待和安置任务很重,工作起来也很费劲。旅蒙华侨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侨办、侨联的工作做得也很细,做到安置进来了就有工作、有房子住,房子里有家具,连做饭用的油盐酱醋都给他们准备好。有的华侨不是分到山西,但到了山西也不愿走;有的并没有被遣送回来,自己也要主动回来;有的回来探亲看到国内环境好,就再也不愿走了。

看望旅蒙难侨

看望旅蒙难侨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让全社会了解侨务工作十分必要。为此,沈永钧和同志们见缝插针,到处宣讲如何正确对待“海外关系”, 宣传党的侨务方针、政策。省侨联曾经举办了好几期学习班,让沈永钧给大家讲课,统战干部开会也让他去讲。他还到外事会议上去讲,到部队、学校去讲。总之,一有机会他就去讲,特别是到归侨所在的单位去宣传党的侨务方针、政策。

    沈永钧还尽自己所能,和同志们对山西侨界史料做了一些发掘的工作。特别是请人协助,把侨界中一些典型人物的业绩资料整理出来,以正视听,并为他们邀功请赏。山西省侨联是在全国省级侨联中是建会比较早的一个。这段史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都被抄没了,后来经过点点滴滴地积累、搜集和整理,慢慢地有了大概轮廓。沈永钧还想方设法把位于山西平鲁的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烈士墓,开发成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林烈士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单位和很多人整理她的事迹材料,但是都不完整、很分散,没有集中地很好地进行宣传。有一次,沈永钧带着一批蒙古归侨到平鲁进行爱国主义革命教育。当地县领导跟他说,想在革命烈士公墓内给李林塑一尊铜像,但是力量不足,问他能不能帮忙。当时正在那里搜集李林史料的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也对他建议,应该大力宣传李林。沈永钧一听,觉得这件事意义极大,思想立马重视起来。回到省里以后,他就找在山西大学担任雕塑专业教师的女婿,叫他帮忙给李林烈士塑像。后来在省外宣会议上,他又呼吁组织纪念抗战女英雄李林殉难40周年活动,以扩大海内外影响。会上有很多人支持,但还未排上正式日程。后来,他就到中国侨联反映。中国侨联给了山西大力支持,即刻组织力量筹办,从上面找到薄一波、康克清两位中央领导,请他们给题了词。这样山西省委更为重视起来了,有力地保证并促成了李林烈士的纪念活动。1985年4月26日,纪念李林烈士牺牲45周年活动如期在山西平鲁举行,同时举行李林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中央和地方都有领导出席,中央电台、人民日报等媒体都及时报道,宣传遍及海内外。这是山西省对侨胞爱国奉献事迹的第一次大力度宣传。李林烈士生前战友在告别的时候对沈永钧说:李林应该有这一天!我们感谢山西侨联办了一件大好事。他的努力工作,得到组织上的肯定。省委曾授予他“山西省对外宣传先进个人”称号。

陪同全国人大、中国侨联领导探望抗日老归侨

陪同全国人大、中国侨联领导探望抗日老归侨

    按常规,沈永钧60岁的时候本应离任退休。但当时省侨联只有一名专职领导,一时无人接任,组织上要他继续留下来工作;他服从需要,无条件地又多干了两年。过去,因省侨联机构规格未到位,而影响到他的待遇无法按职到位;后来省侨联机构规格(正厅)到位了,他却因超龄而仍然未能解决待遇问题。有些同志为他打抱不平,说:“你回国参加革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从秘书长干到副主席,从事侨联工作也有20多年,待遇问题一直未能按职到位,太吃亏了!”他却说:“我当年拼死拚活要回国,为的是建设祖国,而不是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自己的心思都不能为个人的待遇得失所左右和困扰,而应努力把工作做好。能为组织和群众认可,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值得的。”离职前夕组织上授予沈永钧省直机关“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提起沈永钧回国后的经历,大致可以划为3个阶段:人民子弟兵——国有企业干部——侨界社团领导人。他的经历可以说比较顺利,也不太复杂;但仍然有波折有精彩,可称道可圈点。当年回国参加革命的侨生,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要舍弃个人的东西很多很多,包括父母分离、亲情割舍、家业抛弃等等,国内的同志是很难了解、想象的。沈永钧回国后有两段时间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时间长达15年,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忧虑和伤害。后来联系上以后,他才知道,老母亲在弥留之际一直叫儿子沈永钧的名字,叫了3天3夜。在海外,曾经传说沈永钧在“文革”期间早就被打死了,亲友忧心忡忡。他爸爸不相信,始终坚信他还活着,不停地往国内写信,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最后终于恢复联系并见面团聚。但在父亲在泰国病重去世时,沈永钧却未能在病榻前伺候。“忠孝不能两全”的滋味,沈永钧是体会最深的。为了祖国,个人是要有牺牲的。回顾沈永钧走过的道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服从祖国需要。人生角色转变了,“祖国高于一切”的信念一点也没变。

    岁月匆匆,半个世纪过去了。包括沈永钧在内的建国初期回国的老归侨,一般都到了或超过古稀之年。大家与新中国风雨同舟,参与并见证了中华的崛起和振兴。沈永钧说:每每想起这一点,我就感到特别幸运,特别自豪,也特别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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