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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侨界科技名人:董旺治

2006年10月17日
文章来源: 林卫国
作者: 林卫国
点击量: 4031

    董旺治(1933——2003),女,汉族,祖籍福建省莆田市。印度尼西亚归侨。原临汾市曲沃县政协副主席。农作物育种专家,高级农艺师。

    董旺治193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自小在当地华文学校读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热爱向往祖国。她早就听说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毛泽东是领导人民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领袖,恨不得早一点回到祖国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建设新中国。1949年2月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年7月,16岁的董旺治随即离开印尼棉兰,回到祖国怀抱,从此结束了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1949年10月1日,董旺治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件伟大盛事——开国大典。当她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心里感到无比激动和骄傲,幸福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涌流不止!

    1949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董旺治在北京顺利地进入中学念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第2年,她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7年,她高中毕业。在报考大学的志愿书上,她只填写了4个字“服从分配”。当时她就下定这样的决心: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哪里需要,我就到那里去!结果,她被录取到位于山西太谷的全国重点大学——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从此,她与农业、农村、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旺治在山西农学院农学系学了4年。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印尼归侨李敬平。类似的海外经历,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她俩很快心心相印走到了一起,确定了恋爱关系。1961年9月份,董旺治本科毕业,与李敬平一起分配到了山西省曲沃县农建局,根据需要,到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技术员。1963年3月,又一起调到良(原)种繁殖场(简称“良种场”),从事良种繁殖工作,主要是棉花、小麦等品种的提纯复壮。这一年,她与李敬平结为伉俪,成为农业科研战线上的一对夫妻尖兵。

    当时,曲沃县良种场是初建的农业科研单位,条件很差,生活很苦。没有送电,他们就点煤油灯或蜡烛;没有自来水,干部就自己打井;水质不好发咸,他们只好将就着喝;……。面对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心心相印,互相勉励,任劳任怨,团结协作。

    晋南号称“山西的乌克兰”,曲沃则是“山西乌克兰的一颗明珠”。可是,当时老百姓一日三餐只能啃玉米窝窝头,甚至连窝窝头也填不饱。作为农业科技人员,董旺治和丈夫心里感到十分沉重。她下定决心,要先繁育一批小麦良种,解决困扰农民多年的小麦品种混、杂、劣的现象,让老百姓能吃上白馍馍。她和丈夫李敬平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全心全意地投入棉花、小麦提纯复壮、良(原)种繁殖和培育小麦新品种的工作上。

    董旺治和丈夫既是干部,也是农业技术员,又像是工人。搞农业科研务必亲自下地干活,从棉花、小麦的选种、考种、播种,到鉴定、收获,都要作具体细致的技术指导,要亲自手把手地教职工去做。他们经常要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忙碌。

    曲沃县每当小麦成熟前,经常有干热风危害,给小麦的增产和农民的收入带来很大威胁。于是董旺治就与爱人商定,决心培育出抗干热风、早熟、丰产的小麦新品种来。

    在良种场工作期间,董旺治与丈夫李敬平先后提纯复壮“碧玛4号”、“临曲一号”等小麦品种12个,繁殖小麦良种221万斤;更换原种面积135万亩,增产小麦7500万斤,经济效益达150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字),使曲沃县小麦连续增产,亩产由60年代的二、三百斤,提高到500斤,为曲沃县1982年小麦总产突破一亿斤大关,做出了贡献。

    在小麦杂交育种方面,董旺治与爱人李敬平经过10来年的不懈努力,选育出了“曲良205”、“曲良141”两个小麦高产优种。“曲良205”品种,在肥旱地亩产可达五、六百斤;在中水肥地亩产可超过七、八百斤;“曲良141”在高水肥地亩产超过800斤乃至千斤。这两个品种,抗干热风性能极强,可比对照“临汾10号”品种早熟4-6天,可增产8-29%,抗灾稳产,且品质好,面白,出粉率高,很受广大群众欢迎。种植面积从曲沃、侯马扩及到临汾、运城两个地区的10多个县、市。1983年这两个品种种植面积达64000多亩,1984年又扩大到16万亩,其对晋南地区及曲沃县小麦增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两个品种已于1985年6月,荣获临汾地区1979-1985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在良种场工作的19年期间,虽然生活清贫,工作条件艰苦,但他们夫妻俩亲密无间、志同道合、以苦为荣,精神上感到很充实。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选育小麦良种工作中,终于苦尽甜来,取得成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应有贡献,实现了自己回国升学、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初衷。

    1981年6月董旺治的丈夫李敬平通过选举,担任副县长,到曲沃县人民政府工作,主要负责农业、科技、土地、林业、畜牧等5大方面的工作。接着,董旺治也从基层科研单位调到曲沃县科协工作。1985年,她走上领导岗位,当选为曲沃县政协副主席。归侨夫妻比翼双飞,一起走上领导岗位,体现了党的侨务政策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归侨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一时在侨界和政界被传为佳话。

    董旺治的职务和地位虽然变了,但抓农业科技研究的决心和热情依然没有变。她说:“我们的心,仍然眷恋着土地、种子和农民朋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侨务政策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了,大家都精神焕发,干劲倍增。祖国要实现四化宏图,我们的前途也无限光明。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我们更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于是,夫妻俩仍然坚持小麦育种工作,还有地膜覆盖的试验。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董旺治和丈夫在城关镇东韩村,与农民技术员赵秀保合搞了3亩小麦科研育种试验田,继续培育小麦丰产新品种。她经常牺牲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到小麦试验育种田进行调查、鉴定,亲自规划设计育种田,确定小麦杂交组合。有时候时间紧迫,她顾不上吃饭,就带上两个烧饼背上一壶水充饥。有一次,她一时不慎摔倒在地,脚骨被摔折了。打上石膏以后,坐在家里动弹不得。她心里惦记着育种,于是,把腿架在椅子上,坚持搓麦穗,选麦粒。

    对于小麦的田间鉴定和选择以及室内考种和决选等关键性工作,董旺治和丈夫都要亲自动手,精心操作,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小麦育种方面又获得成效,培育成功了“86-9”、“86-13”、“731”和“733”等小麦新品种,增产幅度为5.95%-26.9%。

    在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方面,董旺治也是热情满腔,亲自深入农村基层,与农民朋友一起讨论生产难题和致富门路。为了探索地膜覆盖的经验,他们先搞了一亩棉花试验田。结果亩产皮棉256.6斤,居全县、全区第一位,全省第二位。1983年,在席村搞试点;1984年,在全县推广;首次实现了全县亩产皮棉百斤的指标。

    随后,董旺治又从北京引进美国的西红柿、珍珠甜瓜、胡萝卜、洋葱、甜玉米,引进日本的黄瓜、西瓜、西红柿等优良品种,全部无偿地送给农民,帮助农民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勤劳致富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董旺治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知识分子”,获得各种表彰和奖励,并当选为曲沃县人大代表。每次受表彰时,她总是谦虚地说:“荣誉和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未来。” 董旺治的姐姐是地下党员,抗日时期回国投奔延安,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她负责我党电台联络。姐夫是长征干部,军级高干。对于这些社会关系,董旺治很少提及;更没有从高干亲属中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

    2003年,在黄土高原扎根、生活了40多年的董旺治,不幸得了脑梗,住院5个多月,医治无效,于当年7月逝世,享年70岁。三晋大地这片她所眷恋的热土,成了她生命最后的归宿。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董旺治实现了自己立下的报效祖国的誓言:“强国富民是我愿,培育良种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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