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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侨界老领导刘琪同志

2005年05月20日
文章来源: 林卫国
作者: 林卫国
点击量: 5115

刘琪同志(第二排中)参加纪念李林烈士活动

刘琪同志(第二排中)参加纪念李林烈士活动

    山西侨界的老领导、泰国归侨刘琪同志因病辞世,离开我们已有十四、五年了。广大归侨、侨眷依然经常念叨、怀念他,回忆他不远万里、奔赴抗日前线的战斗经历,回忆他心系侨胞、热忱为侨服务的动人往事,敬佩他严于律己、一生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

    我是1963年夏天从厦门大学毕业、自愿支援内地、来到山西工作的,开始被分配到运城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我们这些南方大学毕业生中的归侨、侨眷一到晋南,就打听当地有没有归国华侨联合会的社团组织。后来知道山西省早在1957年10月就成立了侨联,首届侨联主席就是刘琪同志。临汾、运城也有了侨联小组。临汾的负责人叫宋晋荣,是印尼归侨;运城的负责人叫王肖霞,是越南归侨。我和他们“接”上“关系”以后,他们就对我说:“今后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直接到省里找刘琪主席或民政厅的兰克良同志。他们都是抗战时期回国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从此我知道了刘琪的名字,同时知道这个名字在山西归侨、侨眷中是多么深入人心!

    在山西工作时间长了一些,我对刘琪同志的革命经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原名陈瑞松,祖籍广东潮安,1922年12月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生活相当稳定。小学毕业以后,他进入自家的药铺工作,夜间进泰文学校继续学习。“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当地华侨掀起抗日救国热潮。1939年6月,他害怕父母伤心挽留,只跟哥哥商量并获得支持,便只身一人回国参加抗战。他穿越泰越边境,经越南进入中国西南后方,又经昆明、重庆、西安,最后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抗日革命根据地,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1940年10月,他作为“抗大”第6期学员毕业了。,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琪”,与“6期”谐音,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抗大”毕业后,他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太行山剧团、太行联中、太行财经学校、山西省第二工业技术学校、山西建筑工程学校等单位工作。1957年开始从事侨务、外事工作,先后担任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山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直至离休。

    1980年秋天,山西省组织归侨、侨眷代表参观团,赴秦、豫两省学习观光。我有幸参加参观团,有机会同担任团长的刘琪同志交谈。我了解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少年从东南亚回国抗日,途中历经的磨难和危险是难以想象的,是任何一个意志薄弱者都不敢面对和难以承受的。但刘琪同志都经受住了,挺过来了。其革命意志是十分坚定的,令大家钦佩不已!

    代表团在西安参观革命遗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时,刘琪同志当场给大家讲述了自己回国投身抗日救亡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和其他华侨青年之所以放弃国外比较优厚的生活,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可以赴汤蹈火,牺牲一切!这是我们爱国华侨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应该发扬,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应该发扬!……”刘琪同志的讲述,给大家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从1957年9月至1986年9月,刘琪同志连续4届担任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作为侨界领导,刘琪同志很重视对广大归侨、侨眷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一直把它作为一件要务常抓不懈。记得在1965年,省侨联曾下发过一份材料《奔驰在长城内外的归侨女英雄》,在全省归侨、侨眷中,大张旗鼓宣传抗日女英雄李林烈士的事迹,掀起“以李林烈士为榜样,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的热潮。那份材料我认认真真学习了3遍。我第一次知道李林这位闽南同乡的英名,第一次知道了她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教育!我虽然是自愿到黄土高原扎根落户,但到山西工作以后,由于气候和生活不适应,健康出现问题,产生了一些病痛;在临汾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又受到极左路线的打击和不公平的待遇,因此思想上产生一些苦恼和困惑。家长积极动员我调回闽南工作或出国定居。学习了李林烈士的英雄事迹以后,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一次升华。1966年2月6日,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第2次学习了《奔驰在长城内外的归侨女英雄》一文,李林的英雄形象,又一次在我脑海浮现。……她是我学习的光辉榜样。想起她,还有什么适应不了的生活习惯!想起她,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想起她,还有什么理由说不能在北方工作!……”我把自己学习李林烈士英雄事迹的心得体会,写成一篇稿件寄给省侨联。刘琪同志看了以后,曾给予肯定和鼓励。时隔40年,如今想起来,我仍感到浑身热流涌动。

    “四人帮”垮台以后,强加在侨胞头上的各种罪名统统被推倒。侨务部门拨乱反正的任务空前繁重,刘琪同志的工作也格外繁忙,特别是平反侨胞的冤假错案,尤其棘手、难办。他经常走访归侨,或接待归侨来访,一次次与有关单位沟通,家里变成了信访办公室,最多时一天竟接待了20多人。党中央对归侨、侨眷(包括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采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刘琪同志无论以什么身份,都应当得到照顾,但他总是考虑别人。他常说:“自己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要带头减轻负担,而不是去享受政策的照顾。”以住房为例,每次有分房机会,他总是让给别人,自己一家老少三代一直住在一套旧的平房里,一直到去世。我们每次去他家,看到那么狭窄、简陋的居室,心里总是在说:“这像是39年参加革命、厅级干部的家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归侨、侨眷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于1979年7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被提拔为运城地区文化局的副科长兼运城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副秘书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刘琪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的办事风格、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特别是他热爱侨务工作、心系广大侨胞,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每次到下面调研和检查工作,按照惯例总要抽空去看望一些老归侨,召开不同形式的归侨、侨眷座谈会,认真倾听大家的呼声。我注意到,他不仅关心归侨、侨眷的工作和生活,问寒问暖,而且关心归侨、侨眷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提高的情况,及时给予引导和鼓励。每次座谈和讲话,他几乎都会给大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阐述党和国家的相关方针政策,引导归侨、侨眷把目光放远,把思路放宽,不要让一些生活琐事或一时的困难所困惑,而迷失大方向,忘记肩负的社会责任。1981年12月17日至19日,运城行署和运城地区侨联召开全区归侨、侨眷代表会议,会议表彰了23名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刘琪同志专程到运城出席会议。他在讲话中,按“老规矩”给大家讲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国的外交路线和相关政策。他的记忆力挺好,当年世界石油产量是多少桶,价格是多少美元,都记得清清楚楚。与会人员都觉得很新鲜,很有启发。我当时在会上做记录,内心很赞成这种有利于开阔思想、放眼世界的做法,同时也佩服他对时政的关心和良好的记忆力。

    对于侨界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刘琪和兰克良、李龙翔等几位老同志都十分关心。1984年,省侨办和省侨联分开办公。对侨界这两套班子的配备,刘琪同志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不仅对后备干部亲自进行考察了解,还积极向有关部门推荐。1985年4月,我由运城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升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1986年9月,来自大同的印尼归侨张德汉同志当选为第5届省侨联主席。我们上任后,都分别和刘琪同志交换过意见。他诚恳地说:“我们老同志坚决支持你们,你们大胆放手干吧!”老同志对年轻干部的举荐之功和殷切期望,我们经常感念于怀,化为我们工作前进的动力。

    1985年,刘琪同志在离开亲人回国46年之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自费赴泰国曼谷探亲。动身前,我和副主任黄成胜请刘琪同志吃一顿便饭,算是为他饯行。席间,大家谈及华侨对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都很感动和感慨!我问他:“家里还什么亲人呢?”刘琪同志说:“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三哥刘卓如还在,经营‘曼谷刘宜春药酒行’,不过年龄也大了。”他的语气虽然平和,但仍然有些沉重。是啊,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建设,经常是为国家舍小家,尽忠就很难尽孝,对于父母很难报哺育之恩,难尽养老送终之责,所以常怀歉疚之情也是难免的。刘琪同志又说:“毛主席曾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许多华侨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比起他们,我们受点苦吃点亏算什么!”

    1989年3月,我获准去新加坡探亲。动身前我向刘琪同志辞行,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他说:“我个人没什么事。有两件与侨胞有关的事需要你操点心。”我说:“我一定尽力而为。”第一件事,是要我看望一下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黄鸿年先生。黄回国念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曾到山西稷山农村插队落户,对山西有一定感情。刘琪同志交给我一张黄鸿年的名片,并批上一句话:“林卫国先生有事找黄先生接洽,请予面谈。”另一件事,是山西有一位归侨,与新加坡的亲属有财产纠纷,询问应该通过何种渠道解决。到了新加坡以后,我遵照刘琪同志的吩咐,一件一件落实。我先后两次给位于珊顿(Shenton)5号的联合企业有限公司总裁黄鸿年先生打电话。电话是打通了,遗憾的是对方事务繁忙,没有邀请见面,只好作罢。我在电话中对黄表示问候,希望他有机会再次访问山西。另一件事我也咨询了有关人士。

    北京发生动乱以后,我谢绝海外亲友的挽留,毅然返回国内。回到太原以后,我向刘琪同志汇报了赴新探亲的情况。刘琪同志对我政治上的坚定感到满意,说:“有人说你这次出去不会回来了,我估计你会回来。动乱早晚会平息,中国的前途依然是光明的!你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对共产党有信心,这是很好的。”谈及黄鸿年先生,刘琪同志说:“他有实力,对山西有感情,日后可能会在山西投资。”不出所料,黄鸿年先生后来移师香港,成立了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亲任总裁,果然在山西有一系列的投资举措:1992年5月,与国营山西橡胶厂合资创办了中国轮胎行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双喜轮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7月,与运城盐化局合资创办鸿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与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合资创办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等等。刘琪同志的预见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刘琪同志知道后非常高兴,当面给我鼓励。他还将张楚琨先生1990年4月23日送给他的一本《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转送给我,说:“这本书送给你,你用得着。”这本书收录了白刃等一批老归侨所撰写的回忆录,他们都有与刘琪同志相似的革命经历。确实非常珍贵,不仅是我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我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修养的精神食粮。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会想起跟他交往、接受他教诲的一桩桩往事,仿佛看到他和蔼的面容,听到他亲切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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