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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大伯父林祖培

2018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 林卫国
点击量: 2485

    林祖培先生 1903-1961.jpg

    我的大伯父林祖培,字缙绅,1903年5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蓬壶乡(现为蓬壶镇)。我的祖父林皇扬,字采声,“戊戌变法”后考入福建省高级警政学校,毕业后任永春州警务局长。我的祖母尤寄娘是家庭妇女,晚清诰封正五品宜人。祖父母生育了4个儿子。长子为林祖培,次子为林祖荫(未结婚就早逝),三子为林炎培,四子为林华培(我的父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伯父携眷和三伯父相继飘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抗战胜利后,三伯母携也子女出国与夫君相聚。父亲则留守家乡,照看老母,守护祖屋,终此一生。

    大伯父1925年上半年自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系永春县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出国后,主要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是位知名的教育家和诗人。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南侵,印尼沦陷,大伯父因积极抗日而被日寇逮捕,投入监狱与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大伯父获释,弃教从商。本可能干一番事业,但因其在日军集中营受尽折磨,损害健康,罹患肝硬化,于1961年9月22日在马来亚的亚庇不幸病故,年仅59岁。

    大伯父是我一直崇拜的对象。现将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寄托我对他的怀念和感恩之情,并对官方史志记载作一点补充,

 自幼聪颖

    大伯父林祖培自幼聪颖过人。12岁的他曾写了一篇作文《游马跳桥记》,入选福建省学生模范作文选。15岁所作《游陈岩山记》一文,入选全国学生作文选本文范。

    大伯父少年时在厦门读书,假期回故乡蓬壶四角庭老家生活。有一天,乡里几位有学问的伯叔来访,跟祖培的祖父林思宴饮茶讲古。不多久,刚好祖培玩耍回家,客人们提议要把祖培考一考;思宴赞同,就招呼孙子过来对对子。

    林思涎叔叔说:“咱们且用蓬壶地名作对,我出你对:四叔伯来四角庭厝饮茶讲古。”

    祖培答:“双孩童去双溪口滩涉水摸鱼。”

    这“四角庭”“双溪口”都是蓬壶乡地名。

    吕联茶叔叔出:“金鸡岐上金鸡啼。”

    祖培答对:“白水漈头白水泻。”

    这“金鸡岐”和“白水漈”也是蓬壶乡地名,而且“岐”与“啼”谐韵,“漈”与“泻”也谐韵。真是不容易。

   林皇敬叔说:“捷才捷才!但不知你历史读得如何。我出:秦桧奸诈殃民,千秋遗臭。”

   祖培答对:“岳飞精忠报国,百代流芳!”

   客人们皆大欢喜,说:“少年有志,将来必成大器啊!”

  (见《永春民间佳联妙对》苏金茂著) 

 

抱负远大

    1921年,大伯父林祖培考上唐山交通大学,学习铁路工程。次年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主修生物学,兼修中外文学。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思想活跃,才华出众,得到校长张伯苓的器重,获选为《南开周刊》的编委。他常用“河西氏”及“谪君”笔名发表文章和诗词。1924年,因信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主张,加入中国国民党,积极参加爱国革命运动。

    为了磨砺意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更好地投身“改造环境”的事业,1925年大伯父与志同道合的同乡多人,发起成立“立达同志会”,作为服务故乡的基础。议定简章多条,要旨有三:一是“自爱”。“欲改造社会之精神与物质环境者,必由改造自己之精神与物质环境始,”“必自爱而后爱人”。因此要加强修养,约束自己,洁身自好。二是“爱人”。“以自爱之心,推而至使我以外之他人亦得其善也。”“为普通民众计,欲 使社会罪恶减除,人人自重而惜名誉,则必使其于衣食之外而稍有余裕”,“换言之,吾人应解决民生问题,而后道德问题始得随之而解决焉”。“必事事为社会多数人着想,必时时以国家利害为前提”。三是“爱真理”。“真理者,研究事物之是非真伪善恶而得者也;而同时真理之自身,又往往可用为判定其他事物是否真理,或是否合乎真理之权衡”。“世间所有真理,皆属相对的,”“吾人既生于今日之世,居于地球之上,自宜以今日地球上之眼光,以科学之客观方法,探求真理而认识之,而信爱之,以为吾人行事之向导”。以上观点,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通晓英语的大伯父自南开大学毕业后,曾有机会加入外交官队伍,到驻外机构工作,但他对华侨教育事业似乎更热爱一些,于是选择了执教的道路。

 

从事侨教

    大伯父林祖培第一次出国南渡马来亚,是在1927年2月,开始受聘为安顺华侨学校视学。1929年初他转任蔴坡中华学校校长。在马来亚任职期间,他曾为当地华侨社团题一冠头联:“安得广厦千万间,庇尽寒士;顺应潮流廿世纪,打倒强权。”触怒了英殖民当局,被勒令出境。

    1929年,大伯父由厦门永春旅外同乡会举荐,福建省政府委任,回国担任永春县长。任内廉洁奉公,严禁烟赌,整顿吏治,实行民主自治,颇得民心。后因驻军他调,县城陷悍匪之手,大伯父愤然辞职。福建省长方聲濤器重他的才學,欲委任他職。他婉言辭謝說:“吾為梓里小民请命而来,不羨吏祿。”

    1930年,大伯父在厦门偶遇印尼侨领尤扬祖先生,接受其重为侨教服务的建议及邀请,遂二下南洋。1931年,经尤先生大力推荐,主持印尼万鸦佬巴礁中华学校。1934年接任万鸦佬中华学校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大伯父辞职,返永春省亲。他忧国忧民,只身去沪宁等地观察民情士气,却因“八一三”沪战爆发,还乡道路受阻,只好改道去香港,三下南洋,应三宝垅中华中学之聘,担任教职。1938年,受聘任巴城福建会馆学校教务长。遂接眷南渡,定居于印尼首都巴城(今雅加达),与大伯母一起继续为侨教服务。

 

营救胞弟

    父亲曾任小学教师,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抗战爆发以后,他关注国家安危,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我出生于1940年10月,父亲为我取名“卫国”,流露出他抗日守土的思想意识。襁褓中的我,并不知道在我出生后的某一天,父亲却突然失踪。祖母和母亲忧心如焚,千方百计打听均无结果。就请了个算命先生占卜,算命先生说:“水无源,树无根,这个人恐怕不在人世了!”祖母和母亲一听,更是惊恐万状,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后来获得音讯,才知道父亲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当作“异党嫌疑分子”抓走了,投入福建的三元县梅列集中营(“福建省战时青年训导营”)。罪名来源于他掩护马来亚归侨朋友、从延安抗大毕业潜回闽南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中共党员林士带(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提供食宿和衣服)。于是,家人立即通知在海外的大伯父林祖培。

    大伯父得知胞弟被捕消息,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营救,主要是致函福建省政府为胞弟担保,力辨其非“异党”,称他帮助抗日分子系受乐善好施的家风的熏陶、出于朋友义气所致,并非有意与政府作对。我们家在当地很有名气,除了爷爷林皇扬曾任永春州警务局长、大伯父林祖培曾任永春县长以外,平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也是人所共知的一大因素。父亲在集中营里,也一口咬定说自己帮助林士带,只是朋友相助而已,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应该是知道的)。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一年多、挨了不少虐待折磨之后,父亲终于以“异党嫌疑,证据不足”为由被释放回家。襁褓中的我,当然对父亲被捕的事一无所知。但家庭变故损害了祖母和母亲的身心健康,当然也连累了我。听说我小时候由于营养缺乏,身体瘦弱,胳膊腿细得跟拐杖一样,只是头部很大,因此落了个“大头”的外号。

 

投身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吹响了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进军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起抗日。身为资深的国民党党员、福建学校校长的大伯父林祖培,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着祖国的荣辱、盛衰与安危。他闻风而动,投身抗日救国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倡导侨胞抵制日货,打击日本气焰及经济;致力于筹赈工作,募集资金, 支援祖国抗日。几个孩子(我的堂姐、堂哥)受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也响应学校号召,与同学们三、五成群,揹上小木箱,走街串巷去募捐,为抗日救国尽力。

    1942年,日寇侵占印尼后,即将大伯父视为“敌性华侨”列入黑名单进行追捕。大伯父与家人逃至西爪哇山村避难,最终还是被日寇宪兵所捕。落难时曾作一首《被捕感赋》,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天罗地网虏谋周,十月逃亡竟系囚。国难乡仇情切切,妻离子别恨悠悠。文山正气黄魂振,诸葛精忠汉祚留。向背人心随处见,楼兰不斩岂甘休!”他先后被囚禁在西冷集中营和芝马墟集中营达3年。

    大伯父在狱中虽备受折磨,但坚贞不屈,一直保持乐观心态和必胜信心。与狱友在监牢中开展“社教”活动,以囚室为课堂,互教互学。先是每晚由大伯父教国语或讲党义党史,详透分析和演绎三民主义及国父奋斗经历。也曾在本囚室内讲述《华侨投资祖国实业问题》和《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教”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涵括文史,科教,生物,农,医等领域,如《新中国的形势》、《中国革命史》、《建国方略》、《中国对于世界植物的贡献》、《中外农业比较》、《生物进化史》、《土壤的变化》、《中医中药的特点》、《中国文字的来源》、《南洋华侨史》和《华侨教育问题》等。演讲用语多样化,有国语,方言,还有英语,也有用国语边讲演,边口译为英语。起初听众较少,范围扩大后,每场演讲,到场听众均为二十人以上。大伯父除进行专题演讲外,还主持召开过一次教育座谈会,各埠校董、校长、教员与会,共同讨论未来侨校调整问题,议决统一教材、统一组织、师资培训、经费商请当地政府拨款资助和设指导机构五个事项。

    大伯父在集中营虽备受折磨,但正气凛然,不惧强暴,处之泰然。和广大难友荣辱与共,互慰互勉;坚守中国和世界进步力量必胜、日本法西斯必败的信念。他一直以诗歌为武器,揭露敌人之残暴,发扬民族之精神,迎接抗日胜利的到来。如《聞史大林城攻守两月有感》;“斑斑血染林城碧,叠叠尸横瓦水迟。为问希军何所得?伤心只有李华知。”

    澳门归侨总会主席梁披云先生曾评论说:“七七抗日战起,侨胞同仇敌忾,输财纾难,凡社团之所策划宣导,君实佐之。倭寇南侵,君与爱国抗敌诸硕彦,悉遭逮系。悠悠三载余,刑虐匪所惧,威武弗能屈。日与集中营难友讲学赋诗,以成仁取义相砥砺,大节凛然,无愧炎黄子孙。”“至于君诗,出于衷,发于诚,异夫吟风弄月之作,实为爱国怀乡之徵,足供关心华侨历史者之参证。”(见《林祖培先生纪念集》序)

    在一个家庭中,弟兄俩在不同国度都因为抗日而坐过集中营,这在永春大概只有我们家遭遇过。

 

热爱祖国

    印尼独立后,大伯父祖培先生转入商界,与胞弟炎培等合组“三美公司”,经营布匹生意。先生虽转行经商,但仍不改其爱国初衷及书生本色。

    1951年,新中国诞生后的第3年,大伯父把刚从高中毕业的长女锡媛和次女仪媛送回祖国升学。此举引起某些国民党人的非议、质疑与责难。大伯父林祖培义正词严地驳斥说:“吾父生长清季,心慕康梁维新,弃青衣而学警政;予则生当国民革命之际,服膺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奉为建国圭臬;今吾两女高中毕业,又值祖国鼎革之初,向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返国求学,备为国用;是乃时代潮流使然,有何足异!?”林祖培的这番话在印尼椰加达传颂一时,那些妄加评论的人也为之语塞。

 

心系乡梓

    大伯父林祖培身居国外,心系乡梓。1957年,他曾捐助永春三中(原毓斌中学)兴建校舍,获永春县人民政府嘉奖。

    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出现饥馑、甚至饿死人的事情。我们家族每个成员之所以都少受饥饿之苦,未患水肿或其他疾病,安然度过困难时期。这与大伯父在海外采取的救急措施有关:除了侨汇之外,还从印尼直接或委托友人从香港往老家邮寄大型食品包裹。记得从印尼寄回来的物品有:面粉,白糖,牛油、饼干,等等。这些大型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我的父亲林华培,实际上有三分之一多是大伯父赠送给乡亲们的。他列了个清单,清楚写明获赠者的姓名和食品数量。父亲按清单把东西分配好,然后由我一家一家登门派送。 

 

母子情深

    祖母对海外的儿孙十分思念、牵挂,经常给我们讲大伯父兄弟俩(祖培、炎培)的事情。1961年暑假有一天早晨,她醒来突然号啕大哭,对我们说:“我梦见缙绅不在了!”我们安慰她,说这是你思念太深的缘故,做梦不是真事,可是她的情绪一直难以平息。1961年9月22日,大伯父祖培果然在马来亚的亚庇病故。这可能是个巧合,也可能真的有母子心灵感应的存在。大伯父去世的消息我们一直瞒着祖母。不到4年祖母也撒手人寰。晚年祖母很少再提起大儿子缙绅,她可能已经猜想到大儿子不在人世了。

    其实定居海外的大伯父,何尝不思念和牵挂老母!他只是身不由己,实在无法行孝膝下、定省晨昏罢了。在《南冠诗集》中,我们就发现他思念慈母的诗词。例如《思母》二首:“见母一时老一时,见时辄自叹归迟。归迟又恨相违速,能得几时为母儿。”“世乱年荒异国留,家书久阙独登楼。白云飞处亲何在,徒羡鷾鸸得自由。”又如《慈母思儿》:“万金寄弗到家书,烽火漫天浪倚闾。生小不知南海路,纵求梦见亦成虚。”

 

传世诗文

    大伯父林祖培一生著作甚丰,可惜多已散佚。他在老家原存放一批刊载他作品的报刊,因受潮和虫蛀,早已荡然无存。在“新魁堂”旧宅大房和阁楼上,他留下了大量图书资料,包括成套的“丛书”、“文库”以及他编辑的杂志刊物。其中就有《南开周刊》和杰出的民主运动斗士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我上中学时,经常一个人钻在大房的阁楼上看这些书,沉迷其中,忘记时间和饥饿。可惜这些珍贵的图书资料在“文革”浩劫中已丧失殆尽。

    198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林祖培先生纪念集》,载入他在海外存留的部分诗文。

    近几年海内外掀起一股抢救抗战史料的热潮。值得赞赏的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勇挑重担,克服种种困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于2015年8月出版了一套“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这是迄今为止披露东南亚华侨抗日真相最丰富最珍贵的史料丛书。其中,集中报道林祖培抗日记事的有我的堂姐林仪媛撰写的《回忆父亲林祖培抗日及被捕入监狱与集中营记事》,载丛书之六《铁蹄下的抗争——印尼爪哇华侨抗日史料选辑》。

    另外,“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之十二还原版重印了1948年印行的《南冠百感录》(陈奋澄著),这部由李宗仁、孙科、何应钦等题词的著作,包括《南冠百感录》和《南冠诗集》两部分,前者真实回忆和记录了华侨抗日志士在日军集中营里的斗争生活及感想,共有40篇;后者载入了30名难友的诗作,共有数百首。

林祖培为《南冠百感录》作序,他开宗明义阐明搜集华侨抗日史料的重大意义:“蒙难诸君,或与敌人统治相始终,或先逃亡而后被拘,其间可歌可泣之故事,纪不胜纪;而知识分子又多能发为诗歌,揭露敌人之残暴,发扬民族之精神。其为气也,磅礴郁积,至大至刚,足为建设新中国之原动力。此种史料,若不加蒐集保存,则爪哇华侨之一页光荣史,将湮没而不彰,不亦大可惜欤!”“陈子奋澄所编之南冠百感录一书,描写同营生活,录存正气之歌;于以纪念过去,惕励将来,恢复民族自信……;其意义之大,愿力之宏,洵足贵矣!”

    大伯父在被日寇捕入监狱与集中营后,创作了大量抗日题材诗词。以诗词为武器,揭露敌人之残暴,鼓舞狱友之斗志,发扬民族之精神,增强胜利之信心。在《南冠诗集》中,他的诗作得以集中展示。我统计了一下,共载入大伯父诗作110余首(含《南冠百感录序》中的4首),多数为我等以前所未见。《南冠诗集》中这些在日寇铁蹄下“费尽苦心,密记秘藏”的诗作,正如陈奋澄在自序中所说:“在字里行间,或词中言外,皆充满民族正气,磅礴郁积,至大至刚,炳耀日星,冲腾宇宙,铿锵如金石坠地,豪壮若虎啸龙吟,……惕励忠贞,昭扬劲节,确不愧为海外中华民族文献之佳什,亦华侨奋斗史中之纪程碑”。如今,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些“愤恨熬成底心声,血泪汇成的怒流”,所受到的震撼、熏染、教育和激励,确非一般言语所能形容和表达!

    作为后辈亲属,我有幸获得上述珍贵资料,尤感亲切和振奋;收藏之余细心阅读,从中汲取力量和启迪。

 

精神财富

    我很庆幸,我的家族有良好的家训、家教和家风。我的曾祖父林思宴(1850——1925),是清朝的奉政大夫,为官清廉,有良好的声誉。祖父林皇扬(1879——1926),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担任永春州警务局长之后,有意施展才干做一番事业,但却不谙官场“规则”;卸任后埋头从教,终身勤恳敬业。祖母尤寄娘(1883——1965),诰封正五品宜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丈夫早逝后,勇挑家庭重担。其最突出的一点是与人为善,乐善好施。我小时候在老家,亲眼见她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有一年夏天某日,她曾舍饭让一个乞丐饱餐一顿,而后又让他在我们的厅堂长椅子上睡了一觉再离去。我的父亲林华培(1817——1988),长期从事侨务工作(蓬壶公社侨委会主任、蓬壶镇侨联主席)。他的津贴只有十几元,与付出极不相称,但乐此不疲。他少顾家,成天为归侨、侨眷及台胞台属奔忙,落实政策解决困难,代写书信寻找亲人,甚至兄弟分家也要找他当中间人,逢年过节和邻里婚丧嫁娶还要贴上功夫和笔墨替人写对联……。见人有难他大方出手相帮,哪怕超出自家能力也在所不惜。有个苏姓的香港同胞,在上个世纪40年代借了我父亲一批数量甚大的布匹。对方一直未还,父亲也没要,那张借据一直静静地躺在老家的橱柜里。因为工作关系,他在“文革”中没少挨整,罪名就是“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他年事渐高,身体也出了问题,但为归侨侨眷及台胞台属服务的热情不减,一直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对我们的言教不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身教则无时无刻,至深至久。

    大伯父林祖培留给家族后人最珍贵的遗产,实际上是精神财富,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有着炽热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甘为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而倾力奉献。

    大伯父大伯母共同生育了5男2女。他们受父亲影响,皆奋发图强,各有所长,各有所成。他们皆能根据各自的专长和条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祖国建设多方出力。

    1959年,我自永春第三中学高十二组毕业,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写信给大伯父报告这个消息。他很高兴,立即回信祝贺,并汇回200元作为我的学费。在他去世之前,我在厦大期间与他通了三次信。他教导我要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并说行行出状元,只要发奋努力,学什么都会成功,都对社会有用;还建议我读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从中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大伯父对我的教诲和影响伴随着我的终生。我自1963年分配到山西工作以后,先后从事教育、文化、侨务、外事、旅游、新闻、党务等工作,是家族中从政时间略长的一个。我热爱我从事的所有工作,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做出了一些成绩,几次获得上级表彰。山西省内多家媒体和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都曾经采访报道过我。抚今追昔,我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绩和荣誉,除了组织培养、个人努力之外,还与大伯父教诲的“行行出状元,只要发奋努力,学什么都会成功,都对社会有用”有关。

     大伯父遗留的精神财富,实际上也是全体华夏儿女的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在回忆和纪念大伯父的时候,我们要继承先辈的遗志,以建设富强的祖国为己任,坚持不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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