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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何处埋忠骨

2005年07月12日
文章来源: 加拿大、日本山...
作者: 简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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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忘却的历史

    我父亲本来不是独子,但一场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却变成了独子。

    我祖父原本是位前清秀才,因清政府于一九O五年废除科举,便放弃了读书仕进的梦想。他后来考入当时山西大学堂的西斋,专攻起了化学和英语。山西大学堂是国内较早成立的高校之一,分东西两斋。西斋是由英国传教士倡议、山西地方政府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的,是我国近代最早采用西方教学模式的学堂之一。

    祖父一九一一年大学毕业,本欲出国留学,但因当时长兄亡故,其母阻挠,便回到故乡。他从此一边经营农事,一边办学教书。那时的县辖五区之中,只有祖父的村子里有一所小学,全区四十八村的子弟若有谁愿念书的,就总会找到祖父这里来。祖父平时除主持村里的小学外,还兼任着村长。他为人正直,平等谦和,那些与他平辈或大一些的人,也都象他的学生那样,称他是先生。他那时仅有二十多岁。

    祖父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便开始把亡国之痛融入于教学之中。每讲到统治者的无能和侵略者的暴行时,他就会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但讲到志士仁人的抗争和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时,又推崇备至。我父亲在回忆到那段生活时曾经说过,早在西安事变之后,山西的抗日气氛已经相当高涨,学校里经常教唱抗日歌曲,他那时就已经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了。他还对我讲过另外几首歌的歌词。一首《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歌是这样写的:“同胞们,向前走,不要后退。用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已到最后关头!”而《新小放牛》的歌词则是这样:“什么时候失去了东三省,什么人抢占了沈阳城?沈阳原是谁家的地,东三省住的是哪里人?九一八失去了东三省,日本人抢占了沈阳城。沈阳原是中国的地,东三省住的是中国人。”

    一九三八年春秋之间,日军在距我老家不远的一个村子设立了据点,并建立了伪区公所,还把祖父所在的村子划为了“爱护村”。村里的小学从此便被日伪直接控制着。这时的村小学,已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公开地向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教师们便采用隐晦的办法,用课外补充材料的形式向学生们传授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又用赞美祖国河山和英杰的的歌曲,培养着学生的爱国之心。父亲还记得一首叫《狄武襄公》的歌。狄武襄公即宋代名将狄青。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宋代何人建武功,将军誓从戎,山川钟灵秀,将星闪耀出英雄……”

    祖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少时便得病夭亡了。二子叫焕景,三子叫焕曜,四子便是我父亲。祖父的弟弟在太原供职,其子焕春一直在老家生活。

    焕景、焕曜、焕春小学毕业后,从老家转到省城太原读书,日常起居都由焕春的父亲照顾。但当寒暑假时,三个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老家度过。他们三个人,既是兄弟,又是同学,更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们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就读过山西大学堂西斋的祖父,为什么会为儿子们选择了这所学校,现在想来我觉得并不偶然。成成中学创建于一九二四年。从表面上看,它因由山西籍的清华燕京等校的毕业生创办,是一所思想开化、教学先进的学校。但祖父所不知道的是,成中是当时阎锡山统治下唯一一所被共产党控制的学校,校长和很多教员都是地下党员。除一般的基础课程之外,教师们经常向学生们讲授民族大义和亡国之痛。焕景、焕曜、焕春都是成成中学抗日救亡的骨干。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为躲避日军轰炸,成成中学从太原市中迁往郊区。十月中旬,学校党组织动员学生们拿起枪来,举校从戎,共赴国难。成中当时分初中和高中两个部分,初一到初四的学生因年龄太小,全部遣散回家。但高一高二的学生和教工们却全都留了下来。一支三百多人的“成成师生抗日义勇队”就这样成立了。义勇队后改名为成成师生游击队。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的兄弟兵和父子兵。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成成师生游击队一直转战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晋西北和内蒙绥远等地,牺牲非常惨重。他们用热血和青春,在中国的抗日史上写下了一页壮怀激烈的罕见篇章。

    成中师生义勇队成立之时,焕景伯父在上高二,十八岁。焕曜十六岁,在上高一。焕春也是十六岁,但从成中转到了别处读书。一位伯父们当年的同学,在其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三兄弟在成中期间,学习成绩优良。焕景同志身材魁梧,神情练达,目光炯炯,特具一副坚毅、沉着、机警的性格。当时还是学校运动员,他的跳远和三级跳远,均为全校第一。焕曜同志性格内向,沉着文静,才能出众。焕春身体不好,看上去象是小兄弟。”

    在得知全校要离开太原时,细心的焕曜伯父曾回乡探亲。当时我祖父正出门在外,焕曜不敢把真情告诉祖母,只是尽力安慰祖母,帮助做了不少家事,还嘱咐八岁的幼弟(我父亲)要好好照顾祖母。他分别时依依不舍,连我年幼的父亲都觉得异样。父亲后来对我讲起往事时,总说焕曜伯父当年是一步一回头离开的。

    这一别便是永别。

    成成师生游击队及我三位伯父的抗日轨迹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成中师生义勇队成立,校长刘墉如担任队长兼政委,下编三个中队。焕景伯父任二中队队长,他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将军的手里,接过了一支晋造冲锋枪。师生们共得到六、七十支枪。焕曜当时担任班长。焕春伯父得到消息后,便一个人跑到交城,追上了他们。这段时间,成中师生游击队的足迹主要是在晋中,如交城、太原、清源、文水等处。

    一九三七年年底,他们进入吕梁山区,改编为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师生们弹药缺乏,连御寒的冬衣都没有。三八年二月,贺龙将军来为师生讲话,得知情况后,命八路军一二O师为四支队提供了皮衣和弹药。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支队开往晋西北前方的离石岢岚等地,和日军正面交锋三次。

    一九三八年六月,支队增加了五百名新兵,扩充为六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很多成中学生经过炮火的锻炼,都担任了班、排、连干部。焕景伯父任四支队二连连长。焕曜任一连排长,参与骑兵的训练和组织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支队与一二O师七一五团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继续西上,从山西转入了敌后的绥察地区,驻扎在武川西部一带。大青山属阴山山系,在今内蒙境内。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支队奉命配合七一五团西进,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月下旬,在武川十区乌兰乌素村,焕景伯父率二连士兵在积雪盈尺的山头,与日军激战到黄昏。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一五团奉命转战冀中,四支队继续留守大青山。在同月与日伪的一次激战中,焕景伯父为掩护战士们突围,在今内蒙自治区的萨拉齐县牺牲。年仅十九岁。

    一九三九年初夏,日军为控制绥中的银矿,出动了六七千人,还动用飞机、大炮、坦克,进行了长达四十天的扫荡。四支队在二龙宿太村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在这一战中,牺牲的成中师生有十多人。焕曜伯父在率领士兵徒步突围时中弹身亡,年仅十八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支队改名为大青山骑兵支队独立营。

    一九四二年,担任连指导员的焕春伯父,在武川与日军激战时阵亡,年仅二十二岁。

    在我的两位亲伯父牺牲之后,一位成中同学曾把噩耗辗转送到祖父的一个侄子那里。但那位侄子因为没有勇气把如此惨痛的消息告诉我祖父,一直将真相隐瞒。

    两位伯父离家出走之后,祖父对万事已经心灰意冷。我父亲在小学毕业后,一贯重视教育的祖父却没有让他继续学业。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初中,是在临近那个日军设了据点的村子里。祖父既不愿让眼前唯一的儿子接受日式教育,又担心他到太原读书后效法哥哥们的做法,便从此让他辍学了。父亲那时非常淘气,一次为了摘桑椹,从树上摔了下来。他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二子出走生死不明的事实却让祖父非常担心。祖父便命长工们把那棵老树锯倒了。

    那段时间,祖父沉浸于思子的痛苦之中,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一九四O年,他在《戏赠内子》中这样写道:“三二无踪去墓边,四儿幼稚夫玩钱。敲门声里带输怒,夜半无油人早眠。”在这首诗里,“三二”是指他的两个儿子,“墓边”是指他们出走从军后时刻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一九四一的中秋,他又写了另一篇伤心之言:“今宵明月又空玩,六处伤心一样酸。那日不言便远别,何时鞭马把家旋。游子纵有乘风志,丈夫岂无结发缘。说甚果鲜汾酒美,形单影只殊堪怜。”这里的“六处”,是指六位不能与祖父共庆佳节的亲人。当时除了那三位伯父外,祖父的另外三位至亲也在抗日。祖父在写这首诗时并不知道两个儿子已经牺牲,除一心希望他们能凯旋归来外,也对他们的不辞而别充满了辛酸的责备。但祖父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痛苦就对儿子们的选择不理解。在一首叫《自叙》的诗中,他这样写道:“老夫无份扛枪刀,极贱腐儒品却高。斗米作醅妻子惯,债催好向醉乡逃。”而他本人,也一直是一位颇有气节的地方人士。当老家成为日军的“爱护村”后,由于祖父在四乡有极高的声望,日军曾威逼祖父继续担任伪村长,祖父却谢门不出。

    祖父一家六人抗日的事情,当时的四乡村民无人不知,但出于对我祖父的敬爱和民族大义,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告密。当时我老家离日军的据点,还不到一华里的距离。一九四四年初冬,我祖父病故,终年五十八岁。他死后不到一年,日军就投降了。可怜他积患成疾,竟没有等到那一天。

    我父亲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独子。

    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壮丁,他从老家流浪到太原。在叔父即焕春父亲的保护下,他才在战乱中保全了一条性命。

    我父亲的唯一亲人就是他的姐姐。我姑母一度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曾拿出自己工资的一半,接济姐姐,坚持了多年。我小的时候,对父亲的所为极其不解。但长大一些后,却觉得姑母当年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备受过祖父的娇宠,从两个哥哥那里,也不知得到过多少温馨和关爱。如果焕景焕曜伯父尚在人间,怎么会对身处困境中的妹妹袖手旁观,我父亲在兄长亡故的情况下,怎么又能对姐姐坐视不管?

    九十年代末,我姑母病危。在医药无望的情况下,她的孩子因期望回光返照的奇迹发生,哄她说她的两个哥哥并未死于抗战,而是在战争中被打散了,现在依然活着。老人竟清醒过来,连声问道:在哪儿,在哪儿?

    父亲起初很少向我们提起他的父亲和兄长。在他自己的生日宴上,在儿女的婚宴上,父亲虽然也有家人环绕,虽然也在微笑,却总是那么孤独。在漫长孤独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享受过一天烈士家属的待遇,家境的贫寒也使他不能前去内蒙,寻找兄长们的遗骨。只有每逢一些传统节日时,他才会在案几上放一杯薄酒,一碟小菜。

    我初三那一年的一天,正在阅读一个英语故事时,父亲走了进来,问我愿不愿意翻译给他听。故事是讲一头熊和两个年轻人的。他听我讲完了,似乎很满意,慢慢说:“我二哥有年放暑假回来,也给我讲过这个故事。”那是他第一次对我提起伯父。

    从那以后,父亲似乎战胜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心理障碍,开始对我谈起祖父,伯父,一群被历史遗忘了的年轻人,和一所古老传奇的学校。

    我也从家里仅有的几张照片和上一辈人的讲述中,渐渐地认识了三位伯父。照片上的他们,都很高大英俊。焕景伯父目光明亮,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焕曜伯父则文静细腻,目光沉静温和。

    我问过父亲,两个伯父长的是更象我的哥哥,还是我的弟弟,他们两人谁更高些。当父亲的回答和我的想象接近时,我便会无比兴奋,若有距离时,就忍不住失望。但我无论怎样努力,却总也走不进父亲那平静的目光里。只有他,才能在苍凉湮灭的时光之后,一次次看到那四位亲人的音容笑貌。

    伯父们离家时,只是三个连二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人。我别说在二十岁的时候了,就是现在,还过着象虫子一样庸庸碌碌的生活。而他们,却想把一个国家即将灭亡的痛苦和耻辱,分担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十八岁,十九岁,二十二岁,是人生的锦绣年华。有的人用无知的挥霍度过,有的人用摸索的迷惘度过,三位伯父却选择了用舍身取义的壮烈度过。他们已永远地站立在了我们这家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上,让我这样的后来人一旦想起,就会为自己和他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感到光荣,也为他们的英年早亡痛心不已。

    在成成师生转战到内蒙之后,他们兄弟三个人是一直在一起的。这是每每想起他们时,唯一让我有些平静的地方。特殊的生活环境也一定使得他们比以前更加靠近了。但我也曾经想象过在得知哥哥阵亡之后的焕曜伯父,也想象过在两位兄弟牺牲之后的焕春伯父。每当那时,我便会感到一种刺心的痛苦。

    几年前,我在家里的一只旧箱子里看到了焕曜伯父的手迹。他的毛笔字是侥幸留下来的,被裱糊在那只箱子的内层。那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遗物。从那些秀丽工整的大字里,我看到了一个和我一样,曾经充满了幻想和憧憬的年轻人。那上面写着学校运动会的项目,同学的名字,还有班级活动。都是他在练字时随意写下来的。然后我在箱子的侧面看到了一行字,在箱子的另一侧,又看到了另外一行字。他写的都是同样的一句话:

    成成中学毕业考试第一名保送清华大学

    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和他是那样地近,近到可以坐在他身边,和他说说我的一些希望、计划和幻想,但同时又是那么地远,远得让我绝望疼痛,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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